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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二16亿票房背后的故事儋州

时间:2022/07/20 02:12:54 编辑:

《二十二》1.6亿票房背后的故事

《二十二》1.6亿票房背后的故事...

慰安妇题材纪录片,《二十二》并不是第一个。郭柯认为它和同类题材最大的区别是:“他们更多的是让老人说点什么,我们是什么都不让她们说。”离这些老人越近,就越难以开口再揭一次她们的伤疤。(导演郭柯:我们对慰安妇的理解太狭隘了)

郭柯和李爱连老人

纪录电影《二十二》票房突破1.6亿,已经创下这类电影的最好成绩。导演郭柯早在电影公映前就宣布,会把可支配的票房收益全部捐献,用于慰安妇问题研究和老人们的生活。从2012年拍摄纪录片《三十二》,到2017上映的《二十二》,郭柯像是一个用镜头与时间和生命竞赛的人,因为他知道,慰安妇从20万的庞大数目,到32、22,迟早有一天这个数字会变成0,再不拍就来不及了。事实上,随着黄有良老人于8月12日21时离世,影片中记录的22位慰安妇老人,仅剩8位。

慰安妇题材的纪录片,《二十二》并不是第一个。郭柯认为《二十二》和同类题材最大的区别是:“他们更多的是让老人说点什么,我们是什么都不让她们说。”当你离这些老人越来越近,就越难以开口再揭一次她们的伤疤。他更想讲讲这个群体的“现在时”,因为人们对慰安妇的理解太狭隘了。

从20万到22,在这个数字变成0之前,要拍出来

记者在MOMA见到郭柯时,他正忙着和《三十二》的片方喊微信,《二十二》火了,《三十二》“就各种质疑”,“为什么不跟我说这个?为什么不跟我说那个?曾经这个孩子你都不要了,现在她的姐妹被社会关注了,你现在来跟我说《三十二》的事情?”连轴转的宣传让郭柯显得疲倦、无奈。

2012年,郭柯在微博上看到一篇文章:《慰安妇和她的日本儿子》,萌生了拍摄想法,资方怕在他身上投钱太多、风险太大,最后同意拍摄一部43分钟的纪录短片《三十二》。同年6月,郭柯和摄制组来到广西桂林荔浦县新坪镇小古告屯,将镜头对准了92岁的韦绍兰和她67岁的儿子罗善学。

相较《二十二》,《三十二》的情绪要激烈得多,韦绍兰将人生遭遇大段口述出来,罗善学因“日本仔”的身份受到歧视,在镜头面前想要跟日本人讨个公道。

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,20万中国妇女被迫沦为慰安妇。《三十二》片尾,黑色背景下的白色数字,从20万骤降到32的过程令人触目惊心。

《三十二》只拍摄了韦绍兰,郭柯将其他31位老人的照片附在了片尾,资料是慰安妇问题研究专家苏智良教授提供的,当时他只是想以这样的形式介绍一下老人们,并没有后续拍摄计划。不过《三十二》让郭柯和苏智良结下缘分,苏教授自此经常会给郭柯发邮件或者短信,告诉他老人们的近况,以及哪位又离世了。

记录韦绍兰和她日本儿子的《三十二》

短短两年,32就变成了22。郭柯意识到,再不拍可能就没有机会了。从2014年1月1日起,郭柯开始走访这22位老人,用十二三天的时间找到她们,5月份正式拍摄。在2014年的正月里,还有两位老人相继去世,他把她们的葬礼记录了下来。

让郭柯最为遗憾的是,拍摄前三天还有一位老人离世,“你们永远都不知道她是谁,更无从知道她长什么样”,她们就这样,在世界上的某一个角落,悄悄走向人生尽头。

韦绍兰的乐观感染了观众

拍摄《二十二》像一个追逐生命的过程,除了与时间竞赛,资金问题也一度让郭柯走投无路。当时由于投资方撤资,影片拍摄计划一度搁浅。郭柯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条自嘲的信息“我妈愿意卖房支持我拍这部电影”,引起了演员张歆艺的关注。仅仅因一次合作认识的张歆艺了解情况后,无条件私人借款100万,帮助电影 完成拍摄。

张歆艺回忆第一次在化妆间见到郭柯的情景。“郭导来找我的时候,实在不像一个导演,更像一个在校大学生,背着黑色双肩背,还有一个公文包,极其朴素的一个人。我当时想,这是一个好年轻的男孩,大眼睛,在我面前含着泪光,说必须马上出发去做这件事情。”

当时的郭柯对张歆艺来说几乎等同于陌生人,两人就见过一次面,再就是微信朋友圈有一些关注。“他拿出一大堆他做的案头、采访、文献,眼睛里流露出那种神情仿佛在说,我没有在骗你。我也马上说,我没有怀疑过你”。

郭柯最打动张歆艺的一句话是“这些老人在相继离世,来不及了”。这弄得张歆艺也很着急,让他赶快出发。两人之间没有太多的沟通,“大概就是我是谁,要做什么,遇到什么困难,要多少钱。好,你去吧。这件事情就开始了”。

慰安妇题材的纪录片,《二十二》并不是第一个。郭柯以前电视台的同事也都拍过,但更多是为完成一个栏目,“粗暴了一点”。郭柯认为《二十二》和同类题材最大的区别是:“他们更多的是让老人说点什么,我们是什么都不让她们说。”

《二十二》拍摄片场

有媒体为郭柯总结了拍摄《二十二》的“三不”原则——不细问那段身心受创的经历,不深究逃出魔爪后遭受的歧视和非议,更不探讨日军遗留私生子等后续伦理问题。郭柯听完淡淡一笑:“我也没有规定这些原则,就是不想问,最多让老人讲讲以前的故事,能讲到哪儿算哪儿,其他的就不再记录了。”

郭柯说,拍《二十二》最难的一点在于怎样设定跟老人的人物关系。“你把她当作一个被拍对象还是当作一位亲人?如果把她当做自己奶奶的话,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,提问会有底线,而不是去挖掘她们的痛苦。这个是我们一直在跟自己斗争的过程。”

事实上,在和片中一位老人相处很多天后,老人把在当年据点里发生了什么都告诉了剧组,但郭柯决定关机不再拍摄,只是静静听她把故事讲完,“因为那是她的秘密”。或许作为一名“导演”,听到想要的故事应该高兴,但郭柯那一刻很难受,他说当你离这些老人越来越近,就越难以开口再揭一次她们的伤疤。

林爱兰

后来郭柯想明白一件事:“就像数数一样,关于慰安妇这个群体,我不用再告诉你一二三四了,你可以去百度。我从五开始讲,讲五六七八九,讲她们的现在时。”

2012年拍《三十二》时,有一件事让郭柯难以忘怀。临近春节,他们一行四人第一次去广西看韦绍兰,他给了她500块零用钱。第二天跟老人告别,韦绍兰从衣服里掏出四个红包,说要过年了,你们拿回去给家里人买点糖吃。郭柯打开红包发现,每一个里都有100块钱,当时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。

一位92岁的老人,要自己洗衣、做饭、种菜,居住的环境用“家徒四壁”来形容并不为过,她是那么娇小苍老,却愿意这样与人相处。郭柯说:“我们有时候对她们的理解真的太狭隘了,她们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苦大仇深,她们非常普通,是活生生的、立体的人,也有很深的情感。”

山西的李爱连老人到最后已经彻底不把摄制组当外人了,有一次她吃饭,郭柯尝了一下她炸的馒头片连说好吃,后来老人每天天不亮就起床,给摄制组炸馒头片。

住在湖北的韩国老人毛银梅院里种了很多栀子花,老人每天摘下一大把,分给剧组的姑娘小伙儿,有摄影师扛机器腾不出手,老人就踮起脚,把栀子花别在摄影师衣服的口袋上。

毛银梅在片中哼唱《阿里郎》的片段让《鬼乡》导演赵正莱落泪

“她们都很善良,所有这些点点滴滴时刻都在影响着我们应该怎么拍她们。”郭柯说。唱着广西民歌“只愁命短不愁穷”的韦绍兰,“甚至会影响我们的人生观”,虽然历经苦难,却仍然觉得“这世界真好,吃野东西也得留条命下来看”。

所以郭柯希望更一种更加真实、温和的方式,让观众先能了解这些老人、接受她们、喜欢她们。而不是一上来就冠以“慰安妇”的标签,生硬地呼吁人们去关注这个群体。

当你把目光注视到老人身上时,她们就是那么平静、无聊

从2014年7月拍完《二十二》,到2015年8月份,郭柯花了一年的时间挑选画面、做后期剪辑,最后呈现了一部“平淡”、“乏味”的老年人生活日常。

很多发行公司因为题材原因,不愿接这部片子,郭柯只能通过申报电影节,寻找一些出口。不过一些电影节对《二十二》的回馈也类似,“没有什么节奏,没有冲突,导演能力也不强”。

导演郭柯在破亿答谢会上称捐款决定不变

一些发行商和电影节的人找过郭柯,想让他改改片子,添加一些家国仇恨,要让观众看了冲动、想哭,包括让老人痛苦。作为一名影像工作者,郭柯太知道那些有痛感的照片是怎么拍出来的:给老人一点稿费,聊伤心的,让她们哭,仰角拍,配文字,然后传播出来。

“这也导致我们下一代看到的这些老人的影像都是那么痛苦、可怜。但是他们没有和老人相处过,没有拿过那个100块钱的红包,那个时候片子才112分钟,凭什么你看了112分钟,就把我这几年跟老人的感受都否掉了?这几年让我坚持下来的,就是跟老人的这些点滴。”

事实上,《三十二》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。当时在拍摄过程中,郭柯和制片人产生了分歧,制片希望增加更多的矛盾冲突,因为“故事苍白、讲述苍白、表现手法苍白”,观众需要有很大的耐心才能看完这部纪录片,但导演却想还原最真实的状态。虽然后来郭柯也透露“《三十二》有一些摆拍是不太好的”。

《二十二》两个月就拍完了,片子破亿之后,张歆艺说她常跟郭柯讨论的问题就是“一些不足”。比如就一部纪录电影来说,时间的成本可能更高,要把所谓的“打扰”和“打破”尽可能降到最低,纪录片很多时候是没有对话的,就是陪伴、等待。但恰恰因为拍摄对象是这样一群老人,她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了,加上郭柯心里急切,他怕“有漏掉或者来不及”,所以只能拿最短的时间、最少的钱来做一个最大的开度,去捕捉到时光和尘埃。

拍这些老人,给郭柯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两个词:平静和无聊。“拍三天我觉得素材都一样,起床、吃饭、睡觉、坐着、发呆,你跟她说话她就说,不说话的时候就是沉默。但是后来想想,她可不是每天都这样吗?无聊不就是她们的真实状态吗?所以怎么把重复的生活展现出来,这一点是挺考验人的。”

郭柯透露,《二十二》第一版剪出来后相对“热闹”一点,比如林爱兰老人在养老院里,她每天吃饭要靠护工送,旁边还有很多老人洗菜做饭,通过交叉剪辑很热闹。但其实观众的目光会选择性聚焦,当你注视在这一位老人身上,她就是那么平静,就是那么无聊。

郭柯和林爱兰

后来微博上有文章推荐廖庆松,郭柯十分认同他关于“技术不重要,情感才是第一位”的剪辑理念,通过朋友找到了这位剪辑大师。

“我以前拍商业的,剪习惯了,还是有一点节奏在里面,我也没有自信把这些老人的画面放得那么长,但是廖桑说你应该让观众再最后看她们一眼,让观众去凝视她们,你把8秒的镜头或者10秒的镜头乘以2,放16秒甚至30秒,观众会在15秒以后产生一种心理变化。如果观众体会不到,也不用强求,你再怎样做他都体会不到,如果能体会到,30秒就一定有。他调得非常简单,就是砍掉一些快节奏,放上这些‘无聊’的画面,形式上是非常简单,但对人物的理解和内在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了,味道变了。”郭柯说。

郭柯在采访中常谈到一句话,“走不出来的是我们”,或许没有拍摄这个题材时他不明白,“慰安妇”难道不是让老人谈谈那些过去吗?可是经过与老人们的相处,他觉得相比那些“历史”,现实中还有一层更重要的主题,那就是活着,要活下去,就不会常常舔舐伤口。

电影用茫茫雪野中的一场葬礼结束

“就像海南的王玉开老人,看到日本人的照片,她说日本人也老了,连胡子都没有了,而且她还笑了。我觉得这一点就能说明一切,虽然不能代表全部,但她们有一个共同点,她们已经距离战乱伤痛70多年了,70年给人带来的是什么,是原谅吗?能过去吗?我自己没有答案,但我相信70年一定会带给一个人更多的感受。所以我也从来不去追究什么道不道歉,这种道歉更像是我们外界在自我满足,对90岁的人来说有多大作用?我只是觉得我们现在可以把目光投向这些老人,多给她们一些凝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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